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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，历时一年半，手写22万字书稿，手绘100多张图表，审校10余次，出版了一本大学生“一看就懂”的高数书——《高数笔谈》，然后用全部稿酬购书，送给在校大学生。
6月29日，在东北大学纪念建党96周年表彰大会上，这位自称“91.6岁”的老人表示，“我正在准备写《高数笔谈》的姊妹篇《工数笔谈》，通过这本理论高度联系实际的辅导书，让抽象的数学变得简单，打消学生学高数的畏难情绪，让学生知道‘没有用不上的数学’。”
讲述东大人的故事现场
这位老人叫谢绪恺，四川广汉人，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。建国后，曾任大连工学院电信系讲师，1952年，高校院系调整，来到东北大学，历任电气工程系讲师，数学系教授，是东北大学讲授控制理论“第一人”，并编著有控制科学早期教材之一—《现代控制理论基础》。
在自动控制科学领域，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。“就好像人走路不稳就会摔跤，稳定性是系统能够工作的首要条件”，谢绪恺说，我尝试用一个代数判据来描述系统的稳定性，分别给出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，这样的判据较之经典判据计算量要小得多，因而使用起来更方便，工程实用价值更大。”
1957年，经过大胆假设、缜密论证，谢绪恺打破常规，给出了线性控制系统稳定性的新代数判据。此时，他刚刚32岁。在当年召开的中国第一届力学学术会议上，他的成果得到了“坐在会场第三排正中”的钱学森的充分肯定。不久后，著名数学家秦元勋高兴地告诉他：“我向华罗庚汇报了你的成果，华老一听，一拍桌子：‘太漂亮了’！”
年轻时的谢绪恺
1959年，复旦大学主编的教材《一般力学》中，将谢绪恺的研究成果命名为“谢绪恺判据”。十余年后，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聂义勇改进了判据中的充分条件，于是有了“谢绪恺-聂义勇判据”。清华大学教授吴麒、王诗宓主编的教材《自动控制原理》，将“谢绪恺-聂义勇判据”与世界公认的两大判据—“劳斯判据”和“赫尔维茨判据”一起，列为三大判据，从而，在国际线性系统稳定性研究方面，首次出现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成果。
正当谢绪恺在学术道路上意气风发地急行军时，却遭遇了人生的“滑铁卢”，从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被打成右派。然而，谢绪恺仍以对学生最虔诚的敬畏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。横跨自控系、数学系，涵盖本科生、研究生的近20门课程，都留下了谢绪恺汗湿衣襟的背影。
中年时的谢绪恺
1970年，学生停课搞运动。有学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谢绪恺，“老师，能不能给我们补补课？”谢绪恺冒着被打成“反革命”的风险，在几个学生轮流“放哨”的宿舍里，为学生们补课，成了文革期间东大“复课第一人”。
东大理学院长时的谢绪恺
1994年，东北大学理学院组建，在学校最需要的时候，69岁的谢绪恺披挂出征，担任理学院首任院长。短短三年时间，他大胆引进人才，大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，力促物理学、化学大发展，实现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零的突破……卸任时，他已经72岁。
退休后的谢绪恺
退休后，他的心也一天没有离开东大，时刻惦念着院子里求学的学子。东北大学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，高数是大学生必须路过的门槛。“可是，我国现行的高等数学教材品种单一，而且偏重演绎推理，很难兼顾工科学生的特点。”谢绪恺说。
2015年，在他90高龄的年纪，他决定要写一本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的高等数学学习参考书，力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使高等数学学习同实际工程问题和日常生活知识相结合，让学生在喜闻乐见中读懂深奥的数学原理。
比如数学中著名的拉格朗日平均值定理和柯西平均值定理，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，谢绪恺将其与中国人妇孺皆知的龟兔赛跑故事进行类比，将艰涩高深的定理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。
“我认为数学应当是最好学的，因为它讲道理“，谢绪恺说，数学的逻辑力量给人追求真理的勇气。当找到答案并且得出证明的那一刹那，成功的兴奋与激动战胜了所有的劳累与辛苦，从而让人忘记解题过程的苦思冥想与寝食难安，享受到追求真理、接近真理的幸福感。
2016年12月，500多页手写稿变成铅字，《高数笔谈》出版了，虽然只有184页，却让人感觉沉甸甸的。谢绪恺把全部的稿酬都用于购买这本书，赠送给学生和同事，每一本书的扉页上，谢绪恺都用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东北大学的校训：“自强不息、知行合一”
谢老满怀深情地说，“我经常在想，双一流大学到底要靠谁去建设？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成员，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为学校添砖加瓦。”
大媛说：
作为一个小小的青椒老师，看到已退休的谢老仍旧心系学子、心系学校教育教学，并付诸行动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，让大媛和微助教教师团队油然敬佩，同时也激励着我们要更努力成长前进，做到更好，为广大一线老师的课堂提供更多助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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